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快结束那会儿，要是有人溜达进大西北那些被黄沙包围的绿洲——比如塔里木，又或者是青海那边的诺木洪农场，保准能碰见一桩稀罕事儿。 在这片土地上种地的大龄劳动力，嘴里吐出来的居然是标准的京片子，要不就是软糯的吴侬软语。 瞅着这些汉子，脸膛被紫外线晒得像黑炭一样，手掌心里全都是硬邦邦的老皮，挥起锄头除草简直比原住民还要麻溜。 可一旦拉起家常，这帮人谈论的竟然全是大都市里的灯红酒绿，外加一些从国外传进来的新思想，偶尔嘴里还能往外蹦几句洋文。 别误会，这帮人绝对不是上山下乡的青年学生。 那批插队的娃娃们，早在一二十年前就已经打包行李回老家了。 眼前这群老汉，其实共享着同一个隐秘的标签：一九八三年那场治安大扫除里吃过苦头，最后被送往大西北服大刑的罪犯。 把这部分人群凑到一块儿数一数，规模大得吓人，足足凑够了六十八万七千号人。 现如今大家伙儿翻看旧账本，脑子里大多只剩下当年抓捕行动的雷霆万钧。 偏偏没几个闲人去琢磨藏在幕后的那一串糊涂账：要在十万火急的当口，把大几十万张嘴的口粮、睡觉的床铺外加思想教育全给安排妥当，这得费多大劲？ 往深了扒，这其实是一盘下得极大的棋。 里头不仅牵扯到街头巷尾的太平日子、法院判决的落地执行，更连带着西部边疆的荒地开垦，各方势力在里头来回拉扯。 咱们把时间轴拨回一九八三年。 那阵子街头到底乱成了啥样？ 说句如履薄冰根本不夸张。 随着大门刚敞开，海外的花花绿绿一股脑儿往里灌，整个社会像开了锅的开水一样翻腾。 另一头呢，没饭碗的年轻后生一抓一大把。 这帮城里长大的小伙子大姑娘，肚子里多少喝了点墨水，偏偏整天在街上瞎晃悠。 无业游民扎堆混迹，三两下就拉帮结派，成了街坊四邻躲着走的混混团伙。 乌烟瘴气的市井环境逼得上面直咬牙，不动真格是不行了。 账本上的白纸黑字最能说明问题：戴上手铐抓进局子的足有一百七十七万两千多，被法官敲锤定罪的也有一百七十四万七千多名。 更要命的是，两万四千个脑袋就这么搬了家。 这下子，公检法干警们累得脚不沾地暂且不提，高墙电网里头的管教们更是快被逼疯了。 当年就有明白人在私底下盘算过：拿绳子捆人倒是省事，可这么多活物往哪儿塞？ 几乎就在一眨眼的功夫，东南沿海一带的大狱连插根针的空地都没了。 被判实刑的那一百多万人里头，背着十年以上大刑期的家伙占了一大片。 这帮凶神恶煞可不是进去吃几天牢饭就能放出来的，那是得在铁窗泪里耗上十来载青春的。 放到拍板之人的会议桌上，能挑的道儿其实窄得很。 头一个法子就是原地盖新大牢。 这活儿得砸海量的真金白银，还得圈走大片地皮，更别提施工熬日子了。 退回八十年代初，公家兜里比脸还干净，大都市里也是寸土寸金。 要是为了关押这帮盲流，反而把搞生产的本钱给占了，脑子稍微转个弯就知道亏大发了。 再一个出路，就是把人打散，往底下的小地方塞。 可偏偏这招只能糊弄一时。 东部省份满大街都是人头，把危险分子留在眼皮子底下，大伙儿晚上睡觉照样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 兜兜转转，第三张牌被扔到了桌面上：全往大西北拉。 这招绝不是开会时某个人一拍大腿想出来的，而是一场算计得极其精妙的家当互换。 瞅瞅大西北那头儿，方圆百里见不着个人影，满地的戈壁滩等着人去刨土，一堆修桥铺路的粗活急着开工，偏偏就是找不到一双干活的手。 回过头看东部这边，大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，号子里连打地铺的地方都没了，眼下火烧眉毛的差事就是得赶紧把地方挪出来，好让老百姓踏踏实实过日子。 把沿海地区甩不掉的烂摊子，直接变废为宝，送给边疆当开荒牛。 这算盘打得劈啪作响，明摆着是双赢。 日历翻到那年秋天，一场动静极大却又透着神秘的大规模迁徙拉开了大幕。 铁轨上轰隆隆跑满了那种连个窗户眼都没有的货车厢，肚子里塞满了成堆成堆的劳改人员。 车轮子滚滚向前，把江浙沪这帮落网之鱼死死往大漠方向运送。 拿黄浦江畔的那座大都会来说，光是单独批次的一趟专列，就给青藏高原拉去了两千四百多个劳力。 隔壁省份也没闲着，来年也凑了八百多号刺头，一股脑交接给了上面提过的那座边疆农场。 翻翻这批人的履历册，你会发现挺稀奇。 里头压根没几个杀人越货的绿林大盗，绝大多数都是沾了耍流氓、偷鸡摸狗或是拿菜刀火拼的市井小年轻。 这堆人里头，有的曾经在厂里抡过大锤，有的家里老头子还是吃皇粮的公家人。 他们学历拿得出手，脑瓜子转得比风扇还快，无奈脑子一热走错了道儿，赶上那场大风暴正好做了倒霉蛋，这辈子也就跟着翻了车。 等到车轱辘终于在一望无际的荒滩上踩了刹车，车门一拉开，这帮南方小伙当场愣住，下巴都快掉到了地上。 拿那座地处青海的劳改农场打比方，早先不过是片鸟不拉屎的试验田，连鬼影都寻不见半个。 每逢腊月里头，能把人的耳朵冻得生疮掉下来，到了伏天又热得嗓子眼冒烟。 这帮喝惯了西湖水、逛惯了南京路的城里娇客，一脚踏进这种鬼地方，那感觉比直接被外星飞碟劫走还要绝望。
